马勇：重新思索晚清的历史逻辑

晚清明信片上的宫廷场景

【马勇专题演讲】我对晚清史的三点思考

缘起：一个特殊的机缘

四十年前，学术界的价值观与我们今天很不一样，当时许多老先生告诉我们三代之下没学问。近代史由于沾染浓厚的意识形态气息，历史系的老先生更是不把它作为学问来看待。

在复旦读书三年，主要跟着朱维铮老师读古文献，最后读到唐代。之后跟汤纲老师读到明代，明代以后的文献，那时基本没有接触过。到近代史所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往下做。我1986年到所，用了很大精力读史料，直到1991年，我才发表第一篇文章。如果从1986年算起，有五年读书时间；如果从大学算起，我静静地毫无功利目的读了十二年书。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写作影响巨大。当然，这也是那时学术管理最值得怀念的地方。我一直读书而不写东西，并没有谁说我“不及格”，那时老先生对我们的告诫是：好好读书，不要轻易写作，免得后悔少作。

1991年之后，我尝试着写了一组文章，涉及的面应该说比较广，有古代学术的，有近代学术的、政治的。我真正集中精力研究晚清史，还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即张海鹏老师领了一个近代通史的项目。或许是之前我发表有甲午的、戊戌的文章，张老师就让我负责第四卷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一个时间段。这是我集中精力做晚清的真正起点。我的其他研究点，也都有类似的机缘，比如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史，比如严复、蒋梦麟、蒋廷黻，都有类似情形，都是一些老先生的提携、推荐。

时间关系，根据与左玉河老师的商量，今天只简单讲讲我对晚清史的三点思考。

我从哪个角度进入晚清？

晚清史是近代史领域中最成熟的部分，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已有基本叙事框架，我们这一代想有大的突破已经非常难。晚清史的资料当然还值得继续发掘、解读，但晚清史最大困难在我看来就是如何修正已有叙事框架，让叙事更丰满更合理。这样，就必须考虑从哪个角度进入。

我们做历史研究时总是强调一条，历史一定有一个终极真相，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触及，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各个角度都会得出不同的看法。这种状态我在分析过去已有研究成果时，比较倾向认同的表达方式就是革命史叙事，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其实都来源于二十世纪中国学者革命史叙事建构。

中国学者对于晚清描述的问题究竟在哪？比如革命史叙事的特点究竟在哪？比如过去的研究对晚清改革的不信任、厌恶，可能是因为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重要视角，即清朝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

后来回想，我进入晚清研究应该是从“清遗民”角度开始的。比如去年讨论孙中山，实际上我的价值坐标很大程度上也是从清朝遗老们的视角观察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意义。我不自觉的意识似乎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视角可能都蕴含有无法避免的偏激，惟那些历史旁观者不在局中，“执其两端而用中”，或许能够提供一个比较柔和的观察角度，能够更接近历史现场。所以，我觉得“清遗民”的价值理念对我影响很大，比如严复、辜鸿铭、周馥、劳乃宣、梁济等。

“遗老们”的思考没有那么大的情绪化，而且他们对自己走过的路进行反思，多少带有一点温情。即便是批判，也能从理解的立场展开。比如辜鸿铭对晚清故事的陈述，对我启发非常大。

晚清数十年，慈禧太后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在她当政的四十多年里，也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国家，向工业文明转型变化最大的时期。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在1860-1908年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而如何评估慈禧太后的历史作用，成为晚清史无法回避的问题。

慈禧太后形象的建构，在过去很多年，实际上主要依据康梁话语，慈禧太后成为晚清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与慈禧太后有过直接接触的那些大臣留下的资料，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等，就会发现从来没有见过慈禧太后的康梁，其叙事想象多于事实，传闻多于实际观察，更不要说直接接触。而辜鸿铭的情形与康梁很不一样。

辜鸿铭与张之洞有密切接触，而张之洞与慈禧太后有直接接触，为近臣、重臣，因而辜鸿铭对慈禧太后的记述，在我看来就比康梁更可信。几年前，我写慈禧太后，有读者反馈说是不是把慈禧估计得太高太大了，其实我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辜鸿铭。根据康梁话语，慈禧太后的形象非常负面，残忍、自私、荒淫、误国，但如果阅读辜鸿铭的记录，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慈禧太后。当然我也不会完全相信辜鸿铭的判断，他毕竟是有着“文化怪杰”之称，所以在理解辜鸿铭的时候、在通过辜鸿铭理解晚清的时候，我会有意过滤一下。但是辜鸿铭，以及那些晚清遗老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这个视角就是我们应该宽容的、带有敬意的去理解晚清政治领导人，设身处地想象他们在思考国家前途、国家变化和转型期间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们现在研究晚清的人不愿依靠《清史稿》，我也觉得《清史稿》不应该作为很重要的史料去处理。但《清史稿》给我的启发不是它的资料，而是它的价值观。我曾经提出新编清史应该回到王朝本位，一定要有一种王朝立场、王朝意识，要从清朝内部去理解清朝，来看待清朝的历史，我们才不会在整个清朝历史中观念打架。多年来我下功夫研读《清史稿》，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觉得通过这部书以及清遗老的相关作品，可以重建一个大致平衡的价值观。

慈禧像

对晚清历史话语建构的一点想法

人们总是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那么，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一定有胜利者的问题。所以回到晚清历史，我一直比较注意“失败者”的记录、自述。当然，一般历史学者都会有一种自觉，对胜利者的话语带有非常高的警惕性。这些年我读过很多回忆录，最深的感受就是“后死者”的话语霸权。所以对于做口述史我绝对支持，因为我一直认为：“人人都做口述史，才能建构历史真相。”如果不是“人人都做”，就是后死者的话语霸权。我在研究晚清时一再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到先死者的委屈和他没有办法表达的心声。

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六君子和康（有为）梁（启超）。在做戊戌研究时我一直在思考康梁和六君子之间的真实关系。六君子被杀，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像康梁所描述的那样呢？从我多年来的阅读中我越来越感觉到好像不是，到现在我们可以更明白地看到那就是“后死者”康梁为了现实政治而建构的话语霸权。我在处理康梁留存的相关资料时，更多时候会将他们的言说看作是政治人物的观点陈述，而不是作为历史学者的研究，比如在阅读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时，我将之视为政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从这个视角再去思考当时的历史场景，思考六君子和其他派系之间的关联，可能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看法。在晚清历史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最典型的还有袁世凯，细节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光绪画像

全球史、现代化史与晚清史的关联

近代的变革要放到全球史背景当中去讨论，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西方问题的发生。在读古史时，我个人觉得到16世纪时，西方和中国交往的时候一般都在仰视中国，这种仰视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从利玛窦到孟德斯鸠，西方传教士、思想家对中国的评价都非常高。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农业文明状态下已经建构了相对稳定的架构，正所谓“超稳定架构”，秩序井然，哲学家治理，这应该是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最高赞美。这种赞美表明中国体制发展到明代中晚期并不需要根本性变革，极具后来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味道。当然，也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生了新因素。这个新因素引发了中国的变革，有了“近代中国”，直到今天还有影响。

比如乾嘉汉学。从中西文明的立场去看，乾嘉汉学表面上不理睬西学，但其骨子里对西学也不是全然不睬。但是由于满汉冲突等各种复杂因素，中国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发生时，确实没有能够像日本的某些藩那样有效地和西方处在同步共振状态。这就使后来的问题复杂化，因为耽搁了与西方同步发展的机会，所以当中国决定向西方学习时，就有一种紧迫感。比如从洋务到甲午，不是那时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完全没有看到西方发展的体与用、本与末，而是中国既然错失了发展机遇，就格外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忽略，甚至有意识忽略发展的全面性、变革的整体性。那时中国人最急切的想法，就是坚船利炮，就是寻求富强，至于教育、社会改造、国家再造，主流均认为能缓则缓，并非急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这些年我也不断在想。为什么在1860年代中国转身向西方学习的时候，选择学习某些方面，而不是整体性的思考？这给晚清最后二十年的变革积累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必须从全球史视角进行观察，比如应该看到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全球资本的东移，既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机会，也使中国面临巨大压力。中国主政者之所以选择“寻求富强”，坚船利炮，实际上有一种不得已的急迫感。

其实，从现代化史视角观察，晚清中国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资本的全球化；用蒋廷黻的话说，就是中国能不能现代化？能不能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工业文明？能不能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对于晚清这些变化，只有从全球史、现代化史视角，才能看得更清晰，更容易理解。晚清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经济发展、体制变革，资本主义萌生，政治转型是这些变革中的应有之义。

1908年之后，中国的变革应该可以稳步推进，但是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亡。这是晚清政治的巨大转折，也是巨大挫折。当然这一转折也没有使晚清政治变革必然走向失败，这其中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特别是1912年初放弃帝制走向共和，并不是晚清政治发展的必然，因而衍生出后来一系列问题。自从1901年开始讨论中国体制应该走向什么目标的时候，也就是从梁启超开始讨论，一直到1905年，都可以看出除了革命党，朝野上下认同的变革路径就是君主立宪。1912年初，只是因为非常特殊的原因放弃了这个认真选择的路径。十年后，章太炎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的中国人太急切了，没有像美国独立各州那样从容思考未来的国家建构，未来的中国究竟应该建构成什么样子，找不到方向，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重新回到简单的大一统的架构。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在民国初年出现一系列复辟思潮、复辟运动。我在早期研究中，将之归结为中国人“意义世界”的丢失，政治威权的消解，从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民初遗老，理解袁世凯，理解杨度、劳乃宣，对于我们重新思索晚清历史逻辑，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启示。历史偶然性决定了历史走向，自然蕴含着挫折。

晚清史依然是一块富矿，将来有机会我还会在这个领域中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今天讲的哪儿不妥，竭诚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整理/王勉 审定/马勇 插图及供图/小林

【记者手记】

三十年一晃眼 学问贯穿始终

1月10日，9点15分，我急匆匆赶到中国近代史所后附楼的一间会议室，9点30分这里将专为著名学者、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举行荣休会，马勇研究员将在会上做关于晚清研究的主题发言。

以马勇老师的学术地位，我不能寄希望于临近开始十分钟还能在会议室中有个座位，但是，能容纳40人左右的会议室里静悄悄的，只有他的博士生陈来虎一人在默默地做着准备工作。寻位坐下，静静等待。9点30分，纷乱杂沓的脚步声从走廊远远传来，马勇准时到达，之前几分钟，他去了一趟单位人事处。随着他进来的，是他的一大批同事们，会议室几乎瞬间被坐满，走路慢些落在后面的加了两排椅子，再后来的只好站立听讲了。难怪文化室的张大姐说：我觉得马勇特别有煽动性，你看这么多人站着来听你做报告，你是有多伟大？

马勇可没有自觉的伟大感，他说本想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没想到本来吃顿饭就退了的事被网络传播，让他对“老”都产生了感慨。30年真的很快，不过是一晃眼，在马勇和他的同事们的感觉里，都是如此，但学问，却贯穿始终。

马勇说：“我从安徽大学考到复旦大学，后来进入近代史所，最大的感触是，如果这些年还有些成绩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代史所这个平台，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在所里遇到了许多老先生，经常就是他们几句话的提示，就让我们终生受益。”

曾经作为小字辈在老先生那里获益的小马如今变成了老马。他的同事们不少都和他有着二三十年的交情，在他们眼中，马勇在学术上成绩卓著，是近代史所中比较具有全国乃至世界知名度的学者。他不但将古代和近代的思想文化打通，具有宽阔的历史视野，而且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自己所从事的思想文化史。近些年他关注晚清和民国政治，诸多极具新意的观点对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引起一系列再思考和讨论。另外，他研读史料的功夫深厚，进一步解读史料的功夫更是了得。在同行们的眼中，马勇解读史料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他往往能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还有，他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传统，常以现实关照历史，再以历史关照现实。

马勇在复旦大学师从朱维铮教授研究汉代经学，到近代史所后主要做近代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所长王建朗评价他：“思想文化史由于他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扩展，对近代史所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而文化室老同事张大姐说，她曾经为马勇做学问不抄卡片颇为担心。“那时候做学问都要抄卡片，但我就没见过马勇抄。我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抄？他说他的老师不让他抄。有了电脑以后我觉得他的脑袋就是电脑，这双重电脑别人要和他比肯定有差距，我觉得马勇做历史是有些天才的。”

对于张大姐不抄卡片的质疑，马勇笑着回应：“读书的时候朱老师就不让我们抄。他说抄卡片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会使记忆力退化，应该锻炼不抄下来而记住在哪本书、哪一页，忘了找不到了只能被迫再去翻书，如此可以一次次训练、强化自己的记忆力，所以用电脑之前我确实没怎么抄过卡片。”

不抄卡片而学问做得精深的马勇对他人在学术道路上给予的帮助、影响及启示也不小。研究边疆问题的所长助理扎洛说：“有两点体会，一是他研究晚清进入的角度，对于我研究民族史也很有启发。很多时候我们的观点取得不了共识还是因为角度太单一了，如果站在别人的角度看看大历史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历史的真相是有多种面相的；第二，早先的老先生研究时还是注意大问题的，现在是更注重先做出成果，视野在这其中自然而然变得狭窄。所以马老师抓住大问题的思维方式对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是有启发的。”

所长王建朗和马勇是复旦老同学，一起到近代史研究所，他对马勇的了解自然更加深刻：“这些年他比我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学科研究中，他不仅在学术领域有重大成就，对国家、社会发展更是给予持续关注，而这些关注是以学术勇气和学术良心来发表看法的，这实在不是每一个学者都具有的。”在王建朗看来，马勇的历史视野比较开阔，和他的经历很有关系，因为马勇上大学之前务过农、做过工、当过兵，这些经历使他对社会的发展有强烈的关注度。“马勇有这样一份情怀的同时又有创新意识，我想真正的创新是思想的创新，马勇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

在所里年轻一辈学人的眼中，马勇也是有浓重家国情怀的学者。其中一位记起马勇曾经讲的一个故事：他在煤矿当矿工的时候，看到领导的办公桌上有《参考消息》，当时觉得是了不得的秘密，总想得机会瞅那么一两眼。“我觉得老马的家国情怀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经过一个动乱的年代，走向改革之路。所以那一代学人的思考不止步于学术，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进步他们都有很深入的思考。”

不少人称马勇为大哥，说他是大哥式的人物。有的至今还记得当年初到所里时大哥曾帮助拎过箱子，搬过行李。更多谈及的是“和马老师不谈学问只论哥们儿，只谈喝酒，好多事都是在酒桌上说的。”

他也不是有架子的人，即使已经老资格，在年轻人面前都不会有老师的架子，他的好几位同事说：“他一直就是我们的兄长。那是一个没有手机的时代，我们在一个院子里谈话聊天，可以说没有任何功利色彩。从这方面说，我们这一代人很幸福，非常留恋那个时代。”

作为老资格的所里人，马勇还是一个有许多故事的人，同事们都期待他能写出来。对于荣休的马勇老师，同事们给的最多的一句话像是在开玩笑：把成功留给他人，把生活留给自己。这其中的殷殷深切之情，却缕缕萦绕。